《人类艺术万年史-275》中国和日本的音乐发展

　　《人类艺术万年史-275》中国和日本的音乐发展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即新义时期，当时多数音乐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护蔡元培提出的以美音代宗教的号召和把为人生的艺术这一口号作为自己进行音乐实践的出发点。当时曾风靡于整个西方世界的现代主义音乐，在中国却没有得到什么反响。

　　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中国文化界掀起了一场探求新思想新知识的热潮，中小学校迅速而广泛的发展和学校音乐教育日益发展和不断提高的形势，迫切要求建立专业的音乐文化事业，为社会培养和提供大批具有一定专业音乐水平的人才。因此，从1919年起，在北京、上海等地纷纷建立起各种新的音乐社团，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中华美音会以及后来的北京爱美乐社和国乐改进社等。这些社团的活动主要是组织有关中西音乐的学习；组织各种音乐演出活动；进行有关西方音乐理论的介绍和翻译以及对传统音乐的整理和研究，同时，还进行和组织音乐创作活动。在这些音乐社团的基础上，又逐步建立起我国最早的一批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如1920年建立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音乐科和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的音乐科(1922年改名为上海艺术师范学校），1922年成立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以及后来北京成立的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音乐系和上海艺术大学的音乐系等。1927年在上海又建立了我国第一所规模比较大、制度比较健全的独立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这些音乐教育机构主要都是参照欧美的音乐教育体制，以传播西洋音乐知识和技能为主要的教育内容。

　　总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下，中国现代专业音乐艺术全面建立起来了。现代专业音乐创作在五四运动以后也有了真正的发展，尤以萧友梅和赵元任的创作影响最大。

　　萧友梅(1884-1940年）字思鹤，又字雪朋，广东中山县人。1901年赴日学习教育和钢琴；1912年赴德就学于莱比锡音乐学院。1920年回国后，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音乐科、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科任教，并负责有关音乐教学的行政领导工作。1927年到上海，在蔡元培的支持下筹建国立音乐学院，并一直担任领导，直至逝世。

　　萧友梅为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建立和发展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认为中国近代音乐文化落后的原因之一，在于历代向无真正音乐教育机关之设立。为此，他力主学习西洋音乐发展的经验，并具体着手创建专业音乐院校，还直接参予具体的教学活动。同时，为了专业音乐教育和普通音乐教育的需要，他还十分关心音乐教材的建设，编写了《初级中学乐理教科书》(6册）、《新学制唱歌教科书》(3册）、《风琴教科书》、《钢琴教科书》、《小提琴教科书》、《和声学》、《普通乐学》以及《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古今中西音阶概说》、《中国历代音乐沿革概略》、《复兴国乐我见》等论著，对当时音乐教育的普及和提高，都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萧友梅也是中国最早从事专业音乐创作的作曲家。他的歌曲同学堂乐歌的显著不同是已经开始了真正的创作，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选曲填词阶段。这是一个重要的特点，它说明中国现代音乐艺术的发展已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萧友梅创作了90多首歌曲和一些钢琴曲、大提琴曲、弦乐四重奏等。他于1920年创作《卿云歌》成为辛亥后中国政府颁布的第一首国歌；创作的钢琴曲《新霓裳羽衣舞》是中国音乐史上第一首以民族历史题材而写的大型钢琴曲。他的音乐创作给当时的音乐界带来深刻的影响。

　　赵元任(1892-1982年）字宜仲，江苏武进人。他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又是作曲家。他一共写了约百首歌曲、一首合唱曲和一些钢琴小品等。他在音乐创作上比别的音乐家更多、更深地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能够在民族风格上进行探求，他在《新歌诗集》的自序中，曾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见解。他认为，一个民族的音乐除了存在与世界音乐相同的一些特点外，必须有它自身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即国性)都是值得加以保存和发展的，同时他还指出，应该大胆探索中国化的和声，应该注意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中国派曲调的特点以及应该按照中国语言在声韵上的特点来处理歌词与曲调的关系。在他的创作中，也具体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有些歌曲如《卖布谣》BOB半岛综合体育、《劳动歌》、《教我如何不想他》、《上山》以及合唱曲《海韵》等流传至今。他的歌曲作品音乐形象鲜明、曲调优美流畅、富于抒情性，既善于借鉴欧洲近代多声音乐创作的技法，又不断探索和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和音乐的特色。

　　赵元任还是中国音乐界中较早重视收集、改编民歌的音乐家，他曾为数十首中国民歌配上钢琴伴奏并进行演唱，其中以《尽力中华》(根据民间焰口调作词配和声）和《扬子江上撑船歌》(根据江南船工号子改编）影响较大。除此之外，他还发表了一些音乐论文，如《中国派和声的几个小试验》、《歌词中的同音》、《新诗歌集.序》等，均阐述了他的创作经验和对建立中国新民族音乐的看法，其中不乏独到见解，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五四运动以后，在专业音乐创作方面，除了歌曲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外，儿童歌舞音乐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这一领域里，黎锦晖最为著名。

　　中国民间民族器乐的发展是中国音乐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民族器乐的发展更加活跃。刘天华就是这一领域里的杰出代表。

　　刘天华(1895-1932年）热爱民族音乐文化，一生致力于民族音乐的创作和革新。他曾把改进国乐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他认为，发展国乐断然不能抄袭外国的皮毛以算数，也不能死守老法，固执己见，而应该是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华，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合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刘天华不仅在文字上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自己的创作，表演和教学活动，去具体实践了自己的见解。

　　刘天华一生的创作，数量不多，共计二胡曲十首，琵琶曲三首，民乐合奏曲二首。其中二胡曲的创作最为著名。

　　他的创作，从题材内容方面来看，几乎都是他个人内心感受的抒发。如《病中吟》、《苦闷之讴》、《悲歌》等。这种悲痛和苦闷情绪的抒发，深刻揭示了当时处于统治下阴暗重重的社会生活现实。

　　在他的《光明行》、《良霄》、《烛影摇红》、《歌午引》等作品中，则比较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光明和幸福的憧憬。《光明行》是他全部创作中色调最明朗、情绪最乐观的一首作品，在当时整个民族器乐创作中也是较为著名的。

　　刘天华这些作品的主题形象都富于鲜明的标题性。而且在吸取西方现代音乐的经验方面，他也进行了许多大胆的探索。例如他借鉴了小提琴的跳弓、颤弓、换把等等演奏方法，来扩大二胡的表现力。另外，在音调上他也适当吸取了西方音乐的一些因素，丰富了民族器乐的乐汇。如《光明行》中就吸取了接近军乐的音调，使整个作品具有了一种新的性格。他的尝试为后来的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刘天华以毕生的努力，为民族音乐在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建设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也为中国民族器乐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

　　日本进入明治维新时期以后，音乐便开始了近现代发展阶段。这一时期音乐的特点是欧美音乐和日本传统音乐并存。

　　欧美音乐传入日本，大约在1830-1843年间，而真正的艺术音乐传入日本，则是在开办东京音乐学校之后。1872年，明治政府制定了学校教育的制度，其中规定了中小学的音乐教育，中学校里教器乐，小学校里教唱歌。

　　对音乐教育，日本政府是非常重视的，于1879年专门成立了音乐调查研究机构——外部省音乐调研所，任命伊译修二(1851-1917年）为，负责此项工作。这个调查机构于1887年发展为东京音乐学校，伊泽修二任第一任校长。从此，音乐师资的培养和中小学音乐教材的编选工作走上正轨。

　　特别是当时东京音乐学校聘请了毕业于维也纳音乐学院的匈牙利音乐家迪特利希(1867-1919年）到校任教，使得欧美音乐在日本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普及和发展，同时对日本专业音乐教育初具规模起到了促进作用。

　　20世纪初，日本音乐创作已颇有成效。著名作曲家泷廉太郎(1879-1903年）创作的学堂乐歌《花》、《荒城之月》就是这批成果的标志。他的一些歌曲如《月》、《箱根八里》等至今依然在日本广为流传。他的歌曲对日本音乐创作有很大影响。泷廉太郎被公认为是日本近代音乐史上最有才华的作曲家之一。

　　继泷廉太郎之后致力于音乐艺术创作并较为著名的是山田耕筰(1866-1965年）。他在歌曲创作方面虽然受到德国浪漫派的影响，但他对探讨如何通过歌曲发扬日本的民族精神方面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日本从20世纪20年代起，音乐领域已不再是单纯的歌曲独领的局面，独唱歌曲、合唱歌曲、器乐独奏曲、交响音乐及外来音乐体裁的创作逐渐在日本音乐艺术中占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正常的音乐活动受到摧残。大战后期，演奏团体、音乐学校、乐器工厂、唱片公司等音乐机构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直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音乐文化才开始有较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