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保华：有些事情先干后说！浙大MBA30年是从0到1的教育探索之路

　　项保华：有些事情先干后说！浙大MBA30年是从0到1的教育探索之路1994年，浙江大学MBA在浙江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上应运而生。三十年来，我们坚守初心，不断探索创新，始终坚持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创新创业精神、卓越领导能力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创新型领导者为已任，为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输送了一大批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过去的三十年，浙江大学MBA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也见证了中国管理教育的崛起。

　　值此意义非凡的时刻，“浙大MBA30周年人物专访”系列首期，我们有幸采访到了曾任浙江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1996-1998年）及全国工商管理硕士（MBA）入学考试管理科目命题组组长（1996-2001年）项保华老师。作为浙江大学MBA项目三十年发展历程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他眼中的这三十年，是一条从0到1，充满挑战与探索的教育之路。

　　“第一个教大学的人是没有上过大学的。那么严格来说，第一个教管理的人自己也没有系统性学过管理学，千难万难，总有人从零到一去做这件事情。”时至今日，项保华仍记得导师黄擎明教授对他说过的这句话。作为亲历浙大MBA乃至中国MBA教育创始阶段的老浙大人，项保华于1991年至1998年期间先后担任浙江大学管理工程学系系主任助理、副系主任、系主任、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主管本科、研究生及MBA教育；1996年至2001年连续6年担任全国工商管理硕士(MBA)入学考试管理科目命题组组长，他参与和见证了浙大MBA破土而出的艰难历程。以下是项保华教授的讲述：

　　中国MBA教育起步较晚，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上世纪8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萌芽初始，中国经济逐渐活跃，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开始学习和引进美国的MBA教育。到了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为了适应当时经济发展及社会对管理人才的需求，中国MBA教育应运而生。1990年，国务院学位办正式批准设立MBA学位并试办MBA教育，1991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9所国内高校开展MBA教育试点工作。1994年，包括浙江大学在内的26所院校成为第二批试点院校，正式亮相。

　　针对这一新兴领域--MBA教育，在初创阶段，各大院校几乎都是从零开始，边实践边探索。早期，各高校自主负责考试与招生工作，这导致了考试标准多样化。加之当时MBA项目需要收取相对较高的学费，而社会各界对其认知尚浅，这些因素下，使得MBA教育进一步发展面临无形压力。鉴于此，在学举办的一次院长会议上，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通过一校一票的方式，投票决定推行全国联考制度，以期通过统一标准、提升MBA招生质量。

　　1996年，全国工商管理硕士（MBA）招生联考正式推出，这成为中国管理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教育部相关司的指导下，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专门成立了联考命题组，组织各试点院校有关学科专家，负责考试命题及考试辅导资料的编写，从那时开始，我连续六年担任了国工商管理硕士考试管理科目的命题组组长，见证了这一发展过程。

　　MBA入学考试设计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当时中国，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中国MBA入学考试应该是怎样的，特别是在1996年首考时。

　　一个重要争议在于管理科目考试内容的设置。一些学者认为管理学科包含多种学科知识，难以通过统一试卷进行有效考核。当时有个学校的院长甚至直接指出这根本不可能出题，毕竟管理科目试卷要求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三方面内容，这每一方面实际上都是一门大课，似乎涉及内容太多了。

　　作为当时的命题组组长，面对无法统一的出卷意见，我认为抽象讨论理论标准没有意义，就如制作一件衣服，抽象去说它的设计标准很难讲清，只有当一件真正的衣服放在大家面前时，人们才更有可能产生共识。因此有些事情要先干后说，讨论如何更好命题，不如各人先试着做出一份样卷。

　　最终采取的做法就是，各校参与命题讨论工作的专家，各人都带一份样卷过来，大家针对其中的每一道题，共同讨论是否合适，如此逐渐抽取合适的试题，慢慢拼凑出接近正式的考卷。同时，根据各人所带样卷的质量，也确定最终参与正式命题的合适专家人选，从而确保联考命题的质量，使之既具备学术标准，也满足实务需求。

　　同样，考试复习指导书从无到有，我们先着手把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教材内容综合整理了一份简稿，并循序渐进地将其发展成为一本详尽的复习指导书。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已意识到，许多问题的答案并非通过争论就能得出，必须一步步去实践和探索BOB半岛综合体育。管理学的课程同样如此，即便理论层面已经清晰明了，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可能因无意识而忽略，因此，持续的实践是不可或缺的。

　　MBA考试命题的另一个难点是如何通过试题考验出学生的实际管理水平。在全国联考背景下，负责阅卷的专家们需在有限时间内快速批改大量试卷，不可避免会按照标准答案来划点。然而，我们真正想要考察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这意味着试题应当鼓励学生提供开放性回答。但开放性回答因其多样性和深度，很难设定统一的标准答案，这就构成了一个显著的矛盾。我们只能通过不断试探，寻找相对更为适合中国MBA教育的命题和考核方式。

　　既有的学科体系不适用、师资短缺，教材怎么建设、课程如何规划……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问题。我的导师黄擎明教授曾说过一句让我铭记于心的话：第一个教大学的人是没有上过大学的。那么严格来说，第一个教管理的人同样未曾系统地学习过管理。千难万难，总需要有人从零到一去做这件事情。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80年代中期，各大高校管理学科更多沿用源自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教材体系，在市场经济下如何做好企业管理？我们过去的教学体系下并没有培养出这样的人才。海外回流的人才，各高校也只有个别MBA学者。和我一样恢复高考后80年代前期培养留校的这批硕士，成为后来浙大MBA教育最早的一批主力老师。

　　就像1982年-1984年我在浙大读硕士研究生时，当时各门课基本上没有所谓的书本和教材，任课教师几乎都是自己整理讲义，而我们则在下面认真做笔记。早期MBA教育阶段，我们的老师也遇到了相似的处境。我们一边研究西方MBA最新教材，同时审慎地选取过去国内教材体系的精华内容，边干边学，逐渐编写出讲义，并在此基础上一步步出版正式教程。

　　为解决师资培养问题，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做了很多工作，第一阶段请了一些中国香港、地区以及国外的专家学者，来给国内院校的教师培训相关课程。第二阶段则是在1996年左右，由海外变成由国内的相关课程教师来组织进行培训研讨，当时国内首批MBA战略方向课程的师资研讨会就在浙大管院进行。一直到90年代中期，各个学校的硕士越来越多，更多的管理相关博士点设立，博士毕业生涌现，师资短缺问题逐渐缓解。因此，有句话说得好：“时间过了，所有昔日的难题今已不再是问题。”

　　早期浙大MBA生源基本来自于在职人员，他们在企业中遇到的都是综合性问题。而当时，即便是国际上，综合性的课程也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它融合了生产、销售、人资、研发及财务管理等多方面。因此，我们的MBA教育在实施初期，非常注意收集来自学生的反馈意见，主要聚焦于课程内容的整合与应用性。

　　彼时，有MBA学生觉得，学院教师普遍缺乏实践经验，课程内容偏重理论，因而渴望有实战经验的教师授课。然而，我认为，真正的高手无论是否具备实战经验，其领悟的精髓都能紧密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得以运用。就像许多杰出的企业家，尽管未系统学习过理论知识，却能在实践中总结出自己的一套理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两分法。

　　MBA教育强调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就此而言，如今各种理论工具或方法已经非常丰富，挑战在于，工具或方法是为解决问题服务的，不同的实践问题需要匹配不同的解决方案，而非希望一种工具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因此对老师来说难点在于如何发现关键问题？该用什么样的手段解决？从哪些方面切入？

　　这些选项中最核心的是找到并提出那个关键问题。从这个角度上看，在MBA教学中学生真正感兴趣、实践所需要的点是什么？这是核心关键，因为时代在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和思考。

　　所以我们听到学生反映的老师教学问题后，会让老师针对问题不断改进。在当时师资力量紧缺的情况下，我们一般不会有学生反映问题就更换老师，而是让老师持续改进，直到达到能够满足学生要求的水平为止。当时，为了应对师资紧缺与水平提升问题，提出尽量争取每门课至少有两位老师、每位老师至少能上两门不同的课，如此一来，全体老师就是一个相对专精与多元兼顾的互补团队。

　　我当时主管教学，时常会与老师们交流。发现一个特别的情况，通常面对教学效果不佳的情况，优秀的教师会更多地主动反思自身的教学方法，从而不断改进提高。具体地，MBA教育更是倡导教学相长。曾有一次，哈佛商学院高管培训主管来访中国，在被问及如何教授有类似世界500强的企业高管时（他们的实战经验远超大学教授），该主管回答，并非单纯地去“教”他们，而是与他们相互学习。管理学泰斗彼得·德鲁克也曾言：“若我无法从学生身上学到什么，那我也就无法教给他们什么。”因此，老师们在教学中应秉持相互学习的态度。

　　从创建至今，浙大MBA走过了30年。展望未来，全球化的逆转趋势和本土市场的复杂性让中国的管理教育面临新的挑战。“未来30年，希望浙大MBA继续坚守本土初心，把创新和社会责任作为核心，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他说，“全球视野，落地功夫。唯有深耕本土，才能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